.jpg)
2003年的深秋，我翻出抽屉里那张褪了色的打样——那是我们接的第一单文化墙，边缘还沾着当年打印店的墨渍，纸角因为反复折叠已经发脆。
那时候公司才三个人，一台24针的老打印机，每天守着打印店的机器等打样，第一单是本地一家小工厂的文化墙，改了三次才敲定，最后老板拍板的那天，我们凑钱买了五块钱的冰棍分着吃，那是当时能想到最像样的庆祝。
后来磨手艺，有次给一个客户做文化墙的木纹肌理，反复调了七次色卡，从喷绘的网点密度到基层的腻子平整度，甚至特意去建材市场摸了三种不同木饰面的手感，就怕客户凑近看有细微破绽。
现在公司有200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天办公室里满是摊开的画稿和堆在角落的色卡，有人对着电脑抠字间距，有人在样板间贴文化墙的局部样稿。
这些年我们累计服务7000多家客户，不管是大机构还是小门店，设计定稿后制作都走代采并货到付款，从没有因为制作环节的问题让客户等过。
昨天晚上十点，我路过办公室，还看见几个设计师在改文化墙的细节，有人蹲在地上调整样稿的位置，有人对着色卡反复比对，办公室的灯亮着，没有喧闹，只有翻画稿的窸窣声。